苏联的抉择始终以自身全球战略利益为核心，呈现出从谨慎克制到有限介入的动态变化。二战后，美苏以三八线划分朝鲜半岛势力范围，苏联最初反对金日成以武力统一的计划，担忧引发美国直接干涉，破坏其以欧洲为核心的战略布局。彼时，苏联的经济与军事资源集中于欧洲，亟需稳定远东局势，不愿因朝鲜问题与美国爆发正面冲突。然而，1950年中苏新条约签订后，苏联失去在太平洋的出海口和不冻港，为保障远东战略利益，斯大林突然转变态度，同意金日成的作战计划，却明确要求需征得中国同意，且承诺美国若干涉则苏联不会直接出兵，将责任推向中国。这一抉择将朝鲜推向了战争前台，却未给予充分的安全保障。
展开剩余57%战争爆发后，美国迅速组建联合国军介入，战局逆转，苏联的抉择更显功利性。仁川登陆后，朝鲜人民军陷入重围，金日成紧急求援，斯大林仍拒绝直接参战。一方面，苏联忌惮与美国的热战可能升级为核战争，彼时苏联核储备远逊于美国，刚经历二战创伤的经济难以承受再一次大规模战争；另一方面，苏联希望借助中国出兵保住朝鲜这一社会主义前沿阵地，同时巩固中苏同盟，以最低成本维护远东利益。直至中国志愿军首战告捷，确认美国在欧洲兵力空虚后，苏联才秘密派遣空军进驻中国东北机场，为志愿军提供有限空中掩护，且始终隐瞒身份，避免与美国正面交锋。这种“有限介入”的抉择，虽为朝鲜战局注入助力，却始终将自身风险置于首位，未能从根本上缓解朝鲜的困境。
朝鲜的困境则源于自身诉求与大国博弈的错位，从主动求统一沦为被动求生存。金日成急于实现民族统一，对美国干涉风险判断失误，坚信可在三天内结束战争，未做好长期作战准备。战争初期，朝鲜人民军势如破竹，迅速占领汉城，但缺乏持续作战的资源与外援保障。美国介入后，仁川登陆形成南北夹击，朝鲜人民军后勤断裂、兵力锐减，战线迅速北退，首都平壤失守，战火蔓延至中朝边境，国家面临覆灭危机。更严峻的是，朝鲜在战争中始终处于信息封锁与外援不确定的困境，前期对中国隐瞒战争准备细节，后期向苏联求援却遭推诿，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。即便苏联后续提供了武器援助和秘密空中支援，也多是出于自身战略考量，未能从根本上改变朝鲜的被动局面。
朝鲜战争中，苏联的抉择是其全球战略博弈的缩影，充满功利性与避险性，却将朝鲜推向了生存危机的边缘。朝鲜的困境则是民族统一诉求与大国利益博弈冲突的必然结果，既暴露了小国在大国夹缝中的脆弱性，也印证了冷战格局下局部战争的悲剧性。这场战争最终以停战协定落幕，但苏联的抉择留下的战略影响，以及朝鲜的困境所折射的大国博弈逻辑，至今仍具有深刻的历史启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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